刘洲伟
对于北大未名湖畔那条水泥路而言，邓振强的黑色奔驰显得很“霸道”——它几乎塞满了整个路面。邓振强左避右让，居然在几分钟之内驶出校门，他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很少在校园里开车，人们以那种目光看你。我很怕。”
三年前，在从珠海到广州的公路上，记者搭的也是这辆黑色的奔驰。邓振强在他喜爱的张明敏的歌声中，突然猛拍了一下方向盘：“奔驰我就有两部，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！”他的痛苦持续了两秒钟之后，又开始抱怨当地政府对他的企业不够重视……
邓振强的企业叫“松本电工”。在一篇名为《电工大王》的文章里，记者记录了邓振强“拍方向盘”的这个细节，并认为“邓似乎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珠三角的器官，生机勃勃但缺乏文明洗礼”。
邓振强似乎刻意保持低调，除非外出，他才驾车穿过校园。他穿着牛仔服，去食堂吃饭，到处听讲座……没有人会认为他像一个身家过亿的老板。实际上，即使在北大经济学院那个被称作“大款班”的200人里，邓振强的成功仍然咄咄逼人。
邓振强说：“我一口气工作了10年。现在这条船在北大靠岸，加油充电，再继续航行。”
10年前，对国家机关里生存方式感到厌倦的邓振强从广东惠州市统计局辞职。适逢澳大利亚“奇胜”电器招人，邓在30多人的应聘队伍中脱颖而出。
“我为什么能够胜出呢？因为我事先做了大量准备。当我知道这家公司在招人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调查，从市场份额、产品到竞争对手……它没请我，我已经在为它工作了。它不请我又能请谁呢？”
邓振强这种“舍我其谁”的自信在“奇胜”如鱼得水，直至他做到了中国人在这家外资公司所能做到的最高位置。
碰到了天花板，邓振强思变，决定创业。1992年，邓振强到了顺德，他给公司取了一个“很日本”的名字——“松本电工”。在东洋贷充斥坊间的珠三角，这个名字实在可以瞒天过海。他说：“我就是要创造一种神秘感，因为我的对手是跨国公司。松本，听起来就能跟洋货相提并论。”邓凭此品牌“驱除鞑虏”，时至今日许多人仍认为这是日本货。
邓振强非常拼命，在广州北京路一间酒店里，他白天办公，晚上把桌子往两边一推，睡在地板上，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两年。
邓振强说：“做松本电工7年，我用爬的姿势实现了飞的速度。”
邓振强也明白自己的弱势。以前尽管上过电大，工作10年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但知识结构并不完整。邓振强认为在北大可以学到更系统的理论，“下个世纪很多东西会是很规矩的，如果你不了解游戏规则，你就一定不会赢。”
邓在半年时间学完了9门课程。一些课程比如市场营销与公共关系，他感到得心应手。“两门课考试3个小时，我用了一个小时就答完了。”
在学校他最喜欢的事是听讲座，为此他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。他也热衷于参加研究生会和一个文化研究会搞的活动。
求学之余邓并没有闲着，他像猎犬一样活跃，他在寻找他需要的东西。他在北大的网站上登了一则招聘广告，为他开拓两个新品牌寻找“高素质的帮手”。由于在产权上吃了苦头，邓积极物色法律人才，同时，邓把一间法国公司亚太区总裁挖了过来做他的海外总代理，而此人以前多次找邓谈，要求兼并松本电工。
邓振强两个星期乘飞机回一趟广州，痛感交通不便，让手下把他的奔驰花了两天时间从广州开到了北京，以至于校园里流传着邓用飞机空运“大奔”的故事。
坐“大奔”是为了谈生意。现在北大有两座楼正在用邓振强的产品，而另外一条“大鱼”则是中关村。正是“近水楼台”的缘故，中关村的发展引起了邓振强的密切关注。邓准备下个月在中关村搞一个规模盛大的产品推介会。
一次，北大一个学生出了车祸，大家出来捐钱，邓所在的“大款班”捐了不少，广州一家私营餐厅的女老板一下就拿出了两万元。记者问邓捐了多少，他笑了笑，说：“这不算什么。”
邓振强私下里告诉记者，他半年的学费是1．5万元，“真的很便宜。”
7岁开始做生意，大学4年级赚到了第一个一百万，25岁成为广州一家4A广告公司的大股东。事业渐入佳境时重返课堂，成为北京大学国际MBA班的第一期学员。
拥有这个简历的人今年27岁，名叫贺铮，熟悉贺铮的人都知道他的一句话——“50岁我要成为亿万富翁。”
对于赚钱，贺铮自称有一种天生的敏感。7岁时，他在暑假里自制了一种汽水，1杯卖3分钱，共卖了1500杯。贺铮拥有了自己一生中第一笔收入，立刻享受到金钱带来的自由：他用不着去求父母，就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书。
大学军训结束后，江西一家林场有意收购新生们用过的那批军装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贺铮从宿舍楼管理员那里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先“稳”住管理员——“你去收的话，行政处知道了，可能会罚你款，我是学生，比较方便。”贺铮同他讲好价钱，15元一套。
整个国庆节贺铮都在忙这件事，他跑遍了每一间宿舍。最后他收到了七八百套军装，平均的价格是2到3元。这样，贺铮一入学就赚到了一万多元。
这是1990年的事情。正是“教授卖茶叶蛋”成为报纸头条的时候。
1992年，厦门开始发行股票，贺铮从报纸上看到，深圳为买股票人们都挤疯了。贺铮直觉：这可能又是一次机会——“我总能在某个合适的时候切入，赚上一把。”
到大学四年级，贺铮炒股票获得的“现金储备”已超过100万元。“当时整个厦门大学都知道有一个学生炒股票赚了1万元，但很少有人知道我赚了多少。”
毕业一年后，贺铮购买了广州合众广告公司25％的股权，成了三个大股东之一。合众成长性很好，贺铮却决定重返校园，去北大读MBA。
“在公司业务上，跟合作伙伴发生争执是一件很正常的事，我有时会很强烈地坚持自己的意见。过了一段之后，回头看时竟发现，我原来坚持的东西是错的。我很担心自己作为一个决策者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一定的前瞻性？另外我也看到自己身上有一些致命弱点：比如我对财务根本是一窃不通，对于通过数据分析、经济模型来管理公司也是茫然，全凭一种感觉。这需要改变。”
贺铮与周围的本科生交往很少。他个性很强，更喜欢与老师们接触。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老师们都很成功，一些人拥有汽车。重要的是，他们拥有很多资源，包括政府的和国外的。贺铮还喜欢去清华，到那里四处走动，希望能够发现一个“技术天才”。
促使贺铮做出选择的另一个考虑是，他希望有一种更快的速度去积累财富。
北大的学习为贺铮提供了不同的视角。如果重返公司，贺铮不会回到老路上去做——寻找客户、创意、服务……贺铮会把原来的公司做成一个控股公司，然后用这个公司去收购兼并其他广告公司，搞成一个集团……不管是否具有可操作性，这毕竟是一种崭新的想法，值得一试。
贺铮情绪高涨。他背着一个大包，每天穿过整个中关村，从北大跑到人大对面的巷子里——他在那里租了一间办公室，几个人正在计算机上忙碌，据说是他从清华挖来的“技术天才”。今年暑假，贺铮将两个同班同学请到广州，给他的广告公司做管理咨询，付给每人5000元咨询费。
在资金上，贺铮两条腿走路，他一方面用中国传统的方式，劝说相熟的朋友投钱进来，另一方面正通过各种渠道与美国的风险资本接触。
贺铮嘴上起了一个大泡，晚上睡觉大声说梦话，常把宿舍里的同伴吵醒。他已经进入创业者的角色。
贺铮说，这个行业也许什么都缺，但就是不缺神话——50岁，也许用不了那么久。
10年前，老夏第一次去深圳。当他在一间商店看到一双鞋标价200元时，他感到吃惊，那是他见过的最贵的一双鞋。
这个故事是老夏的朋友告诉记者的，为了增加这个故事的可信度，背景被端了出来——那个时候老夏刚刚从国有单位辞职出来，对于未来没有太大把握，拔剑四顾心茫然，而且囊中羞涩。
老夏则认为那是一次必须完成的出走，至于出去之后的事情并没有想太多，所以你很难说它是一种理性选择。你别无选择。
10年之后，老夏再一次辞职，对方是美国一家挺大的公司。辞职之后，老夏驾着他那辆银色的本田思域，每天穿越整个北京去北大上课，为此他还要支付1万多美元的学费给学校。
老夏认为这个选择是理性的。
老夏相信自己的判断力。当年到深圳以后，他在日本三洋的一家工厂里找了份工，做到制造部主任的角色。1992年深圳发行股票，三洋工厂楼下正好有一个证券营业部。老夏在楼上可以看到下面排队的情形，他观察了一会儿，下班后他要一些工人帮他去买，大伙笑他太晚了，但老夏坚持肯定能买得到。
结果老夏如愿以偿。原来他在观察的时候，运用管理生产线的经验，已经用心算作出能卖出多少，还会剩下多少的大致判断。这个准确的判断使老夏收获不少。
在跳过几家公司之后，老夏进入了一家比较大的美国公司。几年之后，老夏遇到了很多职业经理人都遇过的难题，他的上升空间有限。
“虽然外贸公司口口声声要本地化，”老夏说，“但步伐却相当小。许多中国人做到中层就到顶了，很难再往上去，更难进入核心部分。这里头有一种认同上的原因。”
老夏认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必须找一个他们的认同点，比如去拿一个外国文凭。
北大国际MBA项目似乎可以满足学者，而且，用不着去签证，考GRL，付出的成本比较低。
——这是一个典型的职业经理人的思维方式，也是老夏重返校园读书的原因之一。
但不是唯一的原因。老夏发觉，社会发展很快，如果能够看得比较清楚，那无疑是能把握先机，但这件事越来越难。
求学所“赚”是不言而喻的。国际MBA班经常会请一些大企业总裁来演讲，他们把它叫做“总裁午餐会”。每逢那些响当当的人物来时，总会吸引许多学生来听，MBA班的教室常常挤得水泄不通。
唯一的机会成本是现在的这个职位。当老夏提出辞呈之时，公司人力资源部跟他谈，提出加薪的诱惑，但老夏要的不是小恩小惠，老夏需要的是一种突破。
老夏的设计是，在学习完毕后，再回到做熟的这个行业，但必须换一家公司，最好是原来公司的竞争对手那里。手中有筹码，相信能够获得他想要的东西，只不过换了场合而已。
读了一年书，老夏发现自己竟有些改变，他突然想到改行。过去的工作经验必须用得着，在这个前提下，投资银行、顾问公司都可以考虑。这两样东西好比塔尖，代表着市场配置资源的最高水平，但即使麦肯锡或高盛进入中国，也会吸纳本土人才，特别是进入那些老夏所熟悉的领域，就肯定需要老夏这样的人。
